政府上月宣報將動用100億元，提出十項紓困措施。而這些措施，可視為上次施政報告的續篇。政府稱上一份施政報告太簡單，而且偏向房屋政策，而今次的下集，會對長者，勞工會有較大的支持。話雖如此，但十項措施之中，也有幾項是關於房屋的。
發展商借地建過渡屋 助買時間
（1）未來3年增加過渡性房屋至1.5萬單位。據一些估算，現時居住劏房單位的住户數目，達到8.5萬個。如果有1.5萬個過渡性房屋供應，部分原居住於劏房的住戶，或可搬去這些過渡性房屋。而幾大發展商，不約而同提供這些興建過渡性房屋的地塊。但地塊以新界區為主，而有些住戶之所以住劏房，是因為工作上需要，要住近工作地方，而這些較受「歡迎」的劏房，多在市區。
發展商之所以願意提供土地，是近年社會所提倡的社會責任（Social Responsibility），減少被市民批評為地產霸權，紓緩市民與地產商之間的矛盾。
但現在發展商借出的部分土地，借出年期只是十年八載，而部分地段缺乏基礎建設，如道路、水電等。那麼居住了人之後，政府會在這些地段提供基礎設施，有利發展商日後發展地皮。於是有人會批評發展商其實有後着。但姑勿論發展商有沒有機心，如果即時能有土地可改成過渡性房屋，對於現在有需要住可負擔房屋的居民而言，是雪中送炭的事。後續要視乎政府能否用這政策買回時間，未來多建些公屋去調遷這些過渡性房屋居民。
非公屋非綜援津貼 增房委監察
（2）非公屋非綜援及輪候公屋多於3年人士，可獲津貼（而無申請或輪候少於3年可獲職津資助）。這項津貼的申領資格比較複雜。首先如果是公屋居民申請分戶，就不符資格；而綜援戶申請公屋之時，也不符合申請津貼資格，因為綜援戶已有其他津貼。所以只有非公屋非綜援，輪候公屋滿3年的人士，可以申請相關的津貼。
原本房委會對市民的承諾，是以三年之內上樓為目標。如果以目標時間計算，公屋申請人只需捱三年私樓貴租。但截至2019年9月數據，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是5.4年。因為輪候時間長，所以申請人要多年捱貴租，因此怨氣很深。而政府為這些申請人提供津貼，滿三年以上的申請人便提供補助，那麼每名申請人，平均便要提供2.4年的津貼。
現時約有149,500宗一般公屋申請，以及約108,000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。政府估算，每年這些津貼為28.5億，是新增經常性開支一部分。這些開支，政府強調是現金津貼而非房屋津貼，住戶拿了津貼，可以自由使用。但原則上，這是補償申請住戶在輪侯時間大於三年目標的補助，簡單來說是紓緩捱私樓貴租的部分。強調是非租金津貼，是避免私樓業主會加這些申請人租金。
劏房租管 小心減少劏房供應
每年28.5億的津貼，可能隨着環境變動而上升。上升的原因可能是公屋申請人的數目不斷增加；私樓的租金整體上升，所以津貼也要向上調整。如果政府不想這方面開支大增，便要責成房委會興建公屋的速度加快，令到三年內上樓的目標得以實現。
某程度來說，這是加大對房委會的監察力度。但事實上房委會並不缺錢，而是缺地。因為缺乏合適地皮建屋，所以公屋數才沒有辦法大幅增加。而土地提供者，正是政府。所以政府提供有關津貼，某程度上是政府責任的承擔。
（3）最後一項與房屋相關的措施，就是研究劏房租金管制，而這項將會是最具爭議的。因為租金管制的目的，是保障租戶，免受業主無理大幅加租的影響。但另一方面，這又會影響業主的權益，所以這是一項具爭議的課題。
其實香港過去也實施過租務管制，早在1945年起推行《業主與租客條例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。自回歸以後，考慮到租金管制是弊多於利，租管在1998年取消；而租住權保障於2004年取消。如果現在重提租管，便要提出理據為何要推翻之前的決定。因此，這次政府提出的研究，是劏房的租管，而並不是全面的租管。
正因為租住劏房的是弱勢社群居多，所以承受租金上升壓力較弱，這與一般租戶是有所分別的。但實施租管要考慮以下的情況，包括：（a）業主可能巧立名目，增加收費，例如水費電費，以彌補不能加租的風險；
（b）挑客揀客，甚至不再出租，減少了劏房的數量，反而令到弱勢社群租房之時更加困難。
倘違法須取締 8.5萬戶何處去？
但最具挑戰性的，就是怎樣界定劏房？劏房的定義又是甚麼？在港島有很多舊樓被改建成套房，租給在港島工作的人士。
那些套房，有些是向屋宇署申請，按照正規手續改建的，所以租金並不便宜，而對象是中環工作的本地或外籍人士。如果這些套房被界為劏房，真的有需要租管嗎？
市面上有在很多沒有申請改建的劏房，有些甚至在工廠之內，本質上是非法的。如果納入監管，實施租管，是否等同承認這些劏房是合法呢？如果發現是非法，按照現有法例，便應該對這些劏房作出取締。那麼居住在劏房的8.5萬戶，又可以搬到哪裏去住？所以研究劏房的租管，最終可能不了了之。
（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）
撰文 : 麥萃才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