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-09-11
明報
【明報文章】大埔宏福苑大火是一場極大的不幸，但意外地創造了一個城市規劃與公眾參與機會。近2000戶居民剎那間失去家園，他們不止關心個人去向，也對這個社區產生史無前例的情感及動力。
雖然性質不同，惟宏福苑跟過去的市區重建個案有點像——有人想走，但亦有人想留；想留的也不是要原封不動，而是想參與規劃發展，把自己家園重置在新規劃當中。例如約20年前的利東街（俗稱「喜帖街」）業主，便曾提出參與方案，甚至與一些規劃師及建築師共同草擬過「啞鈴方案」，保存部分舊建築，又可以有新發展。可惜最後還是得不到市建局接受。
官僚慣性與安全感 扼殺了創意
比起過去的重建項目，大埔宏福苑災後重建，本應更有可為：它本來就不是市區重建局項目，沒有重建發展壓力，也沒有地產利益干擾。因此本應該較容易真正以民為本，既讓想離去的人離去，也可以讓想留下來的居民，與政府及專業界坐下來討論，把各個選項攤開來，共同規劃社區未來。
可是，政府還是放棄了這個機會，也不讓業主有這個機會，結果只跟從過去市區重建的老路。我不想隨意猜測決策者的意圖去解釋這個現象；我更相信，是官僚系統的路徑依賴、是慣性與安全感，扼殺了創意。
當然，在政府眼中，這也是一種「成功」。在幾乎沒有共同討論與規劃下，政府向大埔宏福苑業主發出「接受收購建議信件」——說是「建議」，實際是唯一選項，而且接受期限早前已屆滿。房屋局表示，在8月31日或之前，有99.3%業主簽署並交回，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；當中有八成業主還已跟政府簽署買賣協議。剩下有13戶人沒有交回，可能是拒絕政府的建議。
可是，這個「成功」是有條件及代價的。這個代價是「人心」。
我在媒體報道讀到一位蘇先生的訪問。他父母住在宏昌閣，他和太太則是宏志閣業主，曾多番表示不願意出售業權，希望原址重建。但他們很擔心若不接受政府收購後的後果，等到立法強制收業權，自己又有按揭在身，不知最後會拖到何時，也不知會帶來什麼無法承受的損失，最後只能含淚簽信。他們說：「根本冇你情我願，係絕情個情！」
事實上，拒絕接受政府方案的少數業主也表示，調查報告還沒有出來，業主在合安管理公司主導下，亦只開過兩次沒什麼結論的會議，所以拒絕在不清不楚之下讓渡業權。他們認為，大部分接受收購的居民是不甘心的，政府不容許其他選項；當他們感到前路茫茫，又面對經濟壓力，只好賣出單位。
困於港式持份者論
在「接受收購建議信件」中，業主只是一個物業擁有者；而且，這個擁有權是極度脆弱的，因為根本不存在一個物業市場讓他去討價還價——買家只有政府一個。業主應該是整個社區重建的持份者；不過在收購建議中，這個持份者是有名無實的，無法參與重建。
在香港的政治及政策語言裏，「持份者」並不是一個陌生詞彙或概念。例如政府在制訂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時，會表面上很開放地邀請大家給意見；可是在具體政策制訂、城市規劃等等當中，卻往往難以落實。「持份者」一詞，只停留在政治口號及修辭之上。部分原因可能是，我們還困在一種港式持份者論。
差不多7年前，在反修例運動期間，當時的特首林鄭月娥於記者會上，曾說過有少數人（大概是指示威年輕人）「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」，所以不惜「摧毁」社會。此說引起很大爭議。有人認為，把反對者描繪為不覺得自己在香港「有份」，有違事實；即使不同意示威者的觀點，但應該也能夠看到及感到，他們正是太着緊一些叫「香港」的東西才會激烈抗議。後來林鄭月娥澄清，「香港這個家大家都『有份』」，指「除非有好少數嘅人因為覺得自己『無份』而不惜摧毁社會」。
「持份者」這個詞或概念，在本港政治語言裏，要不是空洞的辭令，就是用來指控對方「have no stake」。平心而論，這種想法不限於政府官員，就讓我舉一個市民的例子說明。在坊間曾有不少人批評政府的教育政策時，指高官子女都讀國際學校，所以根本不在意官校或津貼學校的教育；言下之意是指他們在教育政策中不覺得自己「有份」，批評變成誅心論。我猜，當官的聽到這種話，心裏也不服氣。
雖然指示威者「無份」，跟官員的「無份」不同，前者指的是無力小市民，後者指的是離地特權階級，惟這樣理解「持份者」，只流於口舌之爭、道德化的譴責，掩蓋這個概念的原意。
邁向真正持份者 需有具體機制
有關持份者的社科著作，當以2000年左右出版的英語著作《持份者社會》（The Stakeholder Society）最為著名，作者是兩名耶魯大學法學教授。如果硬要他們回應港式「持份者」論，他們大概也同意林鄭月娥所說，所有公民都是持份者；不過同時他們會說，正因為一些政治制度阻礙及經濟不平等，導致了機會不平等，許多持份者根本無法實踐權利和責任，所以關鍵是讓他們從桎梏中解放出來。
為解決美國的經濟不平等，這兩名教授當年提倡一種他們稱為「stakeholding」的策略——向剛滿21歲的公民發放8萬美元啟動資金，讓他們自主使用，造就一個較平等的起點及機會。
我並不是說他們的建議適合香港，但我同意他們的基本觀念——「持份者」不應該是口號，而是需要制訂一些具體機制及分配資源，讓人平等參與，邁向成為真正持份者；更不應該反過來鞏固及製造體制不平等，令小市民無力和無從選擇。
能否制訂具體機制，不是一個技術問題，甚至不是個別官員的治理能力，而是是否有政治決心與意志拆牆鬆綁，打破官僚系統的路徑依賴習性。
我突想起一位英年早逝的前輩——陳偉群博士。他曾擔任城規會委員及眾多委員會成員，是一位我十分敬重的體制內改革者。他離世前不久，曾於一公開講座提出一個標準：一個好的重建計劃，應該要令所有持份者真心同意，而不是含淚接受。他還說，很可惜，他還沒有在香港見過。
我想，這個標準也同樣適用於評價政府處理宏福苑重建問題的做法。
文化研究學者
[葉蔭聰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