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歸初期，深圳對香港人而言，只是一個揼吓骨、買窗簾、掃A貨的「後花園」，香港人抱有高高在上的姿態。哪有人想到，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，不用三十年，深圳已有翻天覆地的改變。不僅變身創科重鎮、中國的硅谷，而且許多方面都比香港先進。如今港人北上消費前赴後繼，甚至有種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，徹底淪為「港燦」。
有這些改變，除了國家愈來愈開放、發展愈來愈蓬勃，也跟中港體制差異有莫大關係。香港過去自詡有健全的法制，凡事都有全盤前期規劃，以減少實行起來的失誤。但過猶不及，便變成官僚主義，窒礙發展。
單是講了多年的開放沙頭角禁區、重建沙頭角口岸，有關工程便一直只聞樓梯響。當多個口岸的人流車流相繼飽和，沙頭角口岸必須提速提效發展已是不言自明，偏偏港府彷彿吃了成擔豬油膏，計劃今年始完成可行性研究，何時到立法會申請撥款落實興建，遙遙無期。
很明顯，研究復研究，諮詢復諮詢，曠日持久，廢時失事，已成為香港發展蝸行牛步的致命傷。反觀深圳，由提出計劃到拍板興建非常有效率。香港興建一條鐵路，由吹水到完工，耗時十多年閒閒哋，這對於內地來說簡直不可思議。要是深圳學似香港，不可能在廿多年間有如此驚人的改變。
另一典型例子莫如落馬洲河套區。早在曾蔭權爵士年代，已成立「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聯合專責小組」，列為香港十大建設計劃之一。事實卻是，河套區一直不入港官法眼，長期被丟空，直到近年始被重視，當中已蹉跎了十多廿年。這跟龜兔賽跑的原理一樣，香港過去自高自大，看不起深圳，結果驕兵必敗，被內地反超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