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-09-19
明報
【明報文章】最近在美國與香港，皆發生了與精神病有關的社會爭議，兩事也涉及人命。
執筆之時，美國最受關注的新聞，是保守派網紅柯克（Charlie Kirk）於猶他谷大學的一場公開活動中遭槍擊，不少人爭論疑犯羅賓遜（Tyler Robinson）是「左」還是「右」。然而，美國與其他地方一樣，大部分暴力事件未必涉及主流政治，反而是發生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世界。
上月底，23歲烏克蘭女難民扎魯茨卡（Iryna Zarutska）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市的列車上被殺，疑兇布朗（Decarlos Brown）是一名患有精神病，亦有多次犯罪紀錄的34歲男性無家者，兩人只是偶然於列車裏碰上。州政府及美國司法部已對疑犯提出一級謀殺起訴，並送交醫院作60日評估。屬民主黨的夏洛特市長萊爾斯（Vi Lyles）在慰問死者家屬時指出，司法部門對被捕罪犯過於寬容。總統特朗普則指行兇者為「邪惡的瘋子」，並指摘當地的民主黨政府防範暴力罪案不力。同時，萊爾斯呼籲公眾不要把所有精神病患者污名為罪犯。此話一出，引來不少人——尤其是保守陣營——指摘她太「政治正確」，欠缺對受害者的同理心。加上行兇的監控錄影拖了一個多星期才公布，亦引發富商馬斯克（Elon Musk）等指摘親民主黨的主流媒體刻意淡化事件。
精神病患者的「責任含糊性」
在美國城市，街上流浪的精神病患者數目不少，於大約77萬無家者中，有接近兩成人被診斷為精神病患者。同時，精神病患者在犯罪者中的比例又偏高，構成了頗有美國特色的貧窮印象及問題。許多人把無家者、精神病患者及犯罪分子（有時甚至針對有色人種）聯想起來，擔憂這些「異類」威脅公共安全。
以病理學分類、臨牀醫學、藥物治理與體制化空間（例如精神病院、中途宿舍等）為特徵的現代精神病學，自19世紀開始形成，並由西方國家推廣至全世界，被視為文明的進步。可是，即使是被譽為全球最先進的國家如美國，也難說精神病「受控」；甚至有不少人認為，剛好相反，美國高度商品化的房屋市場，及依賴醫療保險業的公共衛生系統，令精神病患者得不到較好治理，數目增加，相關的社會問題更日趨惡化。
精神病除了是個別國家的社會問題，也帶來更普遍及帶點哲學的問題，精神病患者的責任就是其一。從道德或法律角度看，患者往往被認為不能自控，不具備「（正常）人」的心智與能力，所以不需要（或大減）為自身行為負責。可是，他們也要接受類近一般犯罪者的對待，即使沒有人如特朗普般粗暴指摘他們為「邪惡」，惟執法、司法及醫療機構，也要囚禁、監視與「矯正」他們。
法國思想家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在他的名著《古典時代瘋狂史》中，分析「瘋狂」如何進入規訓體制下的「精神病」。他曾這樣總結：「瘋人不再是存在於古典非理性的分割空間中的無理智者；他現在是存在於現代疾病形態中的精神錯亂者……他因為不是他所是，而成為無辜；又因為是他所不是，因而有罪。」
換言之，精神病患者身上有一種「責任含糊性」——到底他們是不是「責任個體」，往往是個問號。跟這個「含糊」個體相對的，是好像自明的「正常人」。日後，疑兇布朗如何審訊及判決，恐怕也會有一番爭議。現在，我們不妨循這個角度，分析一下近日香港的事件。
公屋精神病母子自盡案
不解為何當局不願酌情
在天水圍公共屋邨中，一對分別患有躁鬱症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母子，他們沒有傷害人，但在4個月內先後墮樓自殺。傳媒揭發他們生前正在面對強制遷出令，原因是兒子在申請公屋時沒有如實申報資產。遷出令發出之後，青山醫院醫生曾建議房委會「暫緩遷出令」，但上訴委員會駁回該母子的上訴。事後，不少媒體及公眾指摘政府和上訴委員會僵化，造成悲劇。
上訴委員會堅持把兩名精神病患者看待為「責任主體」，似乎是否定他們作為「責任主體」的「含糊性」，不願意酌情處理。原因為何？我至今仍感疑惑。我以前在大學供職，經常遇到有心理及精神困擾的學生，每個個案及處理方法也不同，但有一個共同點——就是精神科醫生的診斷很有權威性，校方幾乎必然接納，例如休學、延期畢業或重新入住宿舍申請等等。我甚至試過幫學生爭取到校方額外撥款，讓學生不用排公立醫院，可以盡快到私家精神科醫生求診，取得相關證明，以作各方面的申請。
雖然大學資源與公營房屋的性質不同，難以類比，不過，我仍然無法接受房屋局長何永賢所言，已轉介社工及協助母子申請中轉房屋，所以是「情理兼備」；「（日後）細心啲」真可解決問題？
上訴委員會的新自由主義倫理邏輯
局方及上訴委員會一直有一個共識，就是公營房屋資源是寶貴的，所以要審慎分配。原則上沒有人反對這一點，惟公屋資源不是應該分配給沒有能力在市場上取得合理居所的人嗎？根據目前報道，我只知母子兩人沒有申報據說值50萬至70萬元的兩塊土地；但除此以外，他們到底另外還有些什麼資產及收入，令上訴委員會認為，患有精神病的母子有足夠的市場能力？甚至有報道稱，兒子是被人誤導幫手「套丁」，根本不是他能夠動用的資產。
我猜，上訴委員會奉行的原則，無關他們的經濟能力，更多是區分「應得到救助的窮人」（deserving poor）與「不應得到救助的窮人」（undeserving poor），即新自由主義的倫理邏輯，受助者要證明自己是值得救助的。也許，當初他們「沒有申報」便等同「隱瞞」，更是「濫用」，足以使他們「不應得到救助」。而且，正如何局長所說，打擊濫用公屋是得到社會支持的。
很明顯，局方與上訴委員會漠視了該母子作為「責任個體」的含糊性；而且，也忽視公營房屋系統自身對個體生命的責任。
於現代社會，精神病患者被視為心智異常的生命個體而被治理，連同對人口整體生命過程的治理，合稱為生命權力（biopower），是現代政府理性的一個關鍵部分；權力的另一面，是被治理的個體對權力的期望，乃至自身的權利。
生命治理的失敗
精神病跟許多身體疾病相比，更需要長時間、階段性及跨體制的關顧，例如醫院以外的康復服務。醫院的病房，與日常居所以至社區環境，可以說是規訓與矯正的空間組合。事實上，一直以來，精神病患者是可以得到房委會恩恤的，可以加快編配公屋，這就證明公屋的特性。不過，這其實不應看成是「恩恤」——不是因為覺得他們可憐，所以讓他們快點「上樓」，而是公營房屋系統對經濟能力不強的病患者有更大責任。公營房屋不止是滿足一般的居住需要，也要治理被界定為「異常」的不同個體生命。因此，兩名住公屋的精神病患者，疑因為受到逼遷壓力而自殺，這其實是房屋局在生命治理上的失敗。
若房屋局承認公營房屋應該有這些功能，那便自然要與精神病醫學專業和社工等一致，而不能夠用自身的所謂「全盤考量」來推搪。問題不是程序公義重要，還是精神病患者的需要重要，而是房屋部門有沒有與醫療及其他機構共同關注個體生命？若否，弱勢者只會一方面困在「異常」之中，另一方面又要承擔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責罰。
文化研究學者
[葉蔭聰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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