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-08-30
明報
【明報文章】在過去兩個月，一個算不上爆炸性，但卻引起大多數基層市民討論的話題，就是公屋加租。按照房屋局完成的2024年公屋租金檢討相關資料顯示，按公屋住戶入息抽樣統計調查數據所編製的第二期間（即2023年）收入指數，較2021年收入指數高10.73%。正因如此，房委會根據增幅最多一成的法例要求，建議加租一成。
按照今年3月相關統計數據，本港共有約82萬個公屋租戶、超過200萬公屋居民，其租金介乎490至5723元，平均月租2297元。如果按10%幅度計算，月租將上調49至572元。
從宏觀來看，此次政策調整背後，難免令人聯想到特區政府將財政壓力向市民傾斜的趨勢。根據2024年初公布的相關資料顯示，從2024/25年度起，房委會的租住房屋運作帳目將連續4年錄得赤字，虧損額度預計將從11.67億元，激增至2027/28年度的42.84億元。根據相關測算，假如落實此次加租，在扣除相關免租優惠等之後，2024/25年度房委會租住房屋運作帳目的赤字，將由原先預計約11.67億元，大幅收窄至5.91億元。
不斷加租並非根本解決財困方法
確實，公屋的興建、維修保養等，均涉及數額龐大的公共開支。政府財政緊絀，必然需要開源措施；而增加公共收入的最為直接有效方法，則是向公眾增收公共費用。但此次措施在基本體系之外，仍然引起公眾討論，核心關鍵點在於政府是否計算清楚通脹因素與漲租之間的關聯、是否在此次漲租之前在全港範圍做好基層調研、了解基層公屋住戶在這一時期的真實需求等等。
更進一步言，香港公屋體系耗資巨大，對於特區政府公共財政的依賴程度極深，當局需要在宏觀層面調整公共房屋政策，一是為了給公共財政釋放壓力，不斷加租並不是根本地解決財政壓力的方法；而更長遠的是，令本港基層市民不再為公屋所「綁架」，可擁有更靈活和自主的住屋選擇。
公營房屋政策的弊端
誕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香港公營房屋政策，發展至今已經有70年歷史。在已經過去的這一歷史時期，本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社會各方面，都發生了較大改變；一代又一代的香港市民價值觀念，也在不斷更替。將所有公共住房的興建、維護和管理職能，都歸攏在房委會這一個並非專長於建築的機構，表面上是政府建立了一個「專業」部門處理公共房屋事宜，實則根據多年來本港公屋發展緩慢的情况，可以看出其中存在已久的弊端——房委會定位與市民基本住房需求之間，存在一定的隔閡。
對香港而言，房屋政策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，有着根本性的關聯。截至今年6月底，公屋一般申請者的「綜合輪候時間」為5.5年；特區政府也在興建大量公屋及簡約公屋，以幫助無房戶解決基本居住問題。但在現實中，公屋這一本港最重要的公共資源，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小部分人「抓住就不放手」的「私有財產」——市民層面存在不少公屋富戶，政府層面則是房委會「尾大不掉」的冗雜結構，導致公共房屋資源運轉效率持續降低，根本上拖垮公共財政。繼而，財政壓力增大的後果，卻還是由最廣大的基層市民承擔，也就成為政府漲租的核心緣由。
當政府運用財政思維考慮房屋問題，實際上很多問題都會更容易化解。在公共房屋問題上，房屋資源均掌握在房委會手中。面對如今更多的建屋需求，房委會的應付能力堪憂：一方面，已經輪候公屋多年的基層市民對於建屋速度的要求愈來愈高；另一方面，年輕一代對於住屋質量的需求也日益提高。政府憂慮公營房屋是長遠而且又尾大不掉的財政負擔，因此由房委會掌管財政，冀藉居屋收入補貼興建公屋的開支。不過，這一思路與社會現實顯然出現矛盾——政府應該將公共房屋政策轉向可持續發展的模式。
公屋可持續發展模式
不必拘泥於單一機構
所謂公共房屋可持續發展模式，是從根本上制訂適合香港當今社會發展的房屋策略，統籌各方資源優勢，團結社會不同方面的力量，不在拘泥於單一機構，而是聚焦於問題本身——如今的香港需要效率，需要盡快化解社會利益藩籬。就上述問題而言，只要能夠令公共房屋政策更加高效科學，更加令市民切身感受到社會的正向變化，那政府為何不放下身段、敞開大門？
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凱恩斯（John Maynard Keynes），曾在面對經濟學界許多人喋喋不休地問「你的政策從長期看可行嗎」、「你開的藥方從長期看可靠嗎、會不會有副作用」的時候，他顯得有些不耐煩地說出一句著名的話：「從長期來看，我們都死了（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）。」可見，無論何種政策，皆只是為「熨平」宏觀經濟波動、應對社會變化而採取的臨時措施，對它們的應用和實施都不會、而且也不應當長久推行下去，而是應該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。
香港公共財政的壓力，不會是一天兩天就能夠解決；將壓力向全社會傾斜，也一定不會是長久之計。雖說作為社會的一分子，每個人都有義務「共渡時艱」，但使市民能夠立下這一決心的關鍵，在於我們的政府有沒有真正因時因勢、具謀略地施政，真正以人為本。
作者是立法會議員
[江玉歡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