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-06-06
明報
【明報社評】香港電台《鏗鏘集》前編導蔡玉玲車牌查冊「虛假陳述」案，終審法院裁定蔡上訴得直，對於新聞界而言，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裁決，同時亦彰顯了香港司法獨立。報道真相是記者的職責，長期以來，查冊是偵查報道的重要工具。終院的裁決， 強調應從廣義角度，理解「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」 這一車牌查冊申請理由，認為這可以體現《基本法》對言論及新聞自由的保障。政府應本着此原則，處理查冊申請要求，沒理由將真誠的新聞調查排除在外。近年政府以保障私隱「反起底」為由，收緊車牌、公司、地契等查冊規定，為專業新聞工作增添不少障礙，有了終院這次裁決，當局應該重新放寬相關規定。
「真誠新聞調查」沒問題
蔡玉玲查冊上訴得直
蔡玉玲製作7．21元朗襲擊事件專題報道，為了追查一輛懷疑涉事車輛的車主身分，以車牌查冊。事後當局控告她查冊時作「虛假陳述」，違反《道路交通條例》。蔡玉玲前年被裁定兩項「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陳述」罪名成立，罰款6000元。蔡不服定罪上訴，由高院打到上終審法院。昨天終院頒下書面裁決，一致裁定蔡玉玲上訴得直，定罪及判罰皆撤銷。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記協均表示歡迎裁決，政府則強調依法辦事，根據終院判決，檢視相關處理程序，下一步具體怎樣做，仍須拭目以待。
說好香港故事，不等於只說好的香港故事。負責任的傳媒，不能一味隱惡揚善，必須敢於揭露陰暗面。蔡玉玲案的重要，在於它直接影響到偵查報道揭露真相的空間。查地契、查車牌、查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等，長期以來都是傳媒追查真相的常用手法，過往沒有被視為犯法。以車牌查冊為例，運輸署雖未有為傳媒「度身訂做」申請安排，但亦沒有嚴正聲明不准用於新聞報道。
2019年10月前，運輸署的車牌查冊申請表上，有3個選項，分別是「進行法律程序」、「買賣車輛」，以及「其他，請說明」，惟第3個選項，後來改為「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」。蔡玉玲為作專題報道，申請時選了第三個選項，結果被控虛假陳述，即時效果是很多嚴肅新聞媒體都不敢再讓記者查車牌，妨礙了新聞線索偵查。這對公眾知情權一定有影響。
之前原訟庭和高院的判決，基本採納了控方觀點，以狹義方式去理解「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」，將傳媒查車牌排除在外，亦即新聞調查不屬於與「交通及運輸事宜」相關的活動。終院裁決則援引了之前一宗涉及證監會的案例，認為「其他有關事宜」這一說法，應以廣義方式理解，涵蓋任何其他與交通運輸事宜有關的事務，按照免受可疑刑罰原則，以及言論和新聞自由受憲法保護，沒有理由將真誠的新聞調查排除在外，亦沒有明確理由限制相關查冊申請者，必須跟涉事車輛有直接使用關係。蔡玉玲上訴得直，這是其中一個關鍵。
雖然運輸署多番強調，有關查冊申請要求並無「實質改變」，惟就連申訴專員公署的調查亦指出，運輸署的表述，與署方以往的公開立場及公眾認知有別。反修例風暴期間，湧現大量針對警員等的「起底」活動，嚴重違反私隱，甚至有威嚇家人的成分。當局認為有人假借媒體記者之名，濫用各種查冊工具，行「起底」攻擊之實，相信這是導致查冊要求收緊的一個原因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政府兩年前通過修訂私隱條例，任何人未獲當事人同意，擅自披露當事人個人資料，意圖或罔顧會否導致當事人與家人蒙受傷害，即屬違法。有了強而有力的法律工具打擊「起底」，還要以行政手段嚴限傳媒查冊，有可能令人覺得當局是在留難新聞界、妨礙偵查報道揭露真相。
私隱是重要權利，但亦需與公眾利益之間取得平衡，根據私隱條例，資料使用者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要求豁免，新聞活動正是其中之一。終院判辭確認，運輸署處理查冊申請，有責任將資料被濫用的風險降至最低，但上訴人蔡玉玲亦有合理理由相信，其查冊行為符合公眾利益應獲豁免。判辭提到，有關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權利，雖然也不是絕對，如有需要可作限制，但在選擇廣義還是狹義理解「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」這一陳述上，判辭明確指出，選擇前者可以體現（gives effect）憲法對言論及新聞自由的保障。對於新聞界而言，有關說法令人鼓舞。
終院提保障新聞自由
護私隱不應矯枉過正
過去數年，政府全面收緊查冊，除了查車牌，查公司及土地註冊都出現類似情况。舉例說，根據公司註冊處的規定，現在包括新聞記者在內的公眾人士，均不能查閱董事住址及身分證號碼。這些做法實有矯枉過正之嫌。終院裁決提到，傳媒為了公眾利益而查冊，跟為了八卦低俗趣味去查冊，兩者不能相提並論。政府檢視及跟進各項查冊安排，必須合理保障新聞自由，避免一法立一弊生；就算當局打算「完善」相關申請機制，大方向亦必須是方便新聞界履行其天職，而不是嚴限甚至不許新聞工作者查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