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-02-03
明報
【明報文章】或者，由期望的結果來帶動思考、訂定政策方向（所謂目標），確實有它的內在矛盾。如果手上必須處理的問題只在於要決定做或不做，再而定出緩急先後的次序，最後訂立量化的績效指標，則或有可能就憑着揮動政治理念（例如：大家都很難對「告別劏房」這個口號說不）的大旗，為政府的政策、實施程序護航。
不過在現實之中，市民對一套政府政策的關注，又豈會只限於動用多少成本、以哪種速度、興建多少個單位等操作層面的問題那麼簡單呢？欲速不達，雖然很多人會覺得公眾諮詢和議事堂上的辯論乃費時失事、無聊的「政治騷」，可免則免，可是要將過程理順，有時還是需要順序逐步把工作完成的。
輿論表面平靜 實存暗湧
當然，現屆特區政府也未至於純情地以為房屋議題在社會上早有共識，所以毋須多做接觸公眾的工作。事實上，看政府領導親自帶領劏房戶參觀示範單位，可知他們亦有準備要做好群眾工作。問題是簡約公屋這個課題，在表面上頗為平靜的公眾議論環境裏，其實存在好些暗湧。這裏所指的暗湧，不是建制派打着地區利益來搞搞抗議，也不是經濟利益相關的集團口不對心、裝着若無其事（畢竟他們是相當富裕，不可以太明顯「獨食」，不願分享），其實實際上不會積極配合；而是在一般市民的不同社會圈子中，覺得不爽的，大有人在，只是沒有罵出口而已。
政府領導可能會反問：不是大家早已同意，香港居住問題是這個社會的痛點嗎？不是大家都覺得應該「告別劏房」嗎？不是應該盡快縮短公屋的輪候時間嗎？正因為問題之嚴重，不少居民每天在惡劣條件的單位內生活，簡約公屋是劏房戶的「救生艇」，彰顯政府投放資源的「社會價值」。那麼更快更多地興建簡約公屋，還有什麼地方需要商榷呢？
但稍等一下，一般市民心中最想知道的，不是將來的簡約單位是否裝備固定餐桌而不是採用摺枱，而是究竟這一屆特區政府打算怎樣分配公屋單位。對政府領導而言，怎樣可以盡快實施簡約公屋計劃至為重要；至於如何分配的問題日後自會分曉，反正政府一向秉承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辦事原則，將來一定能照顧現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居民。可是，在很多市民眼中，如何分配才是關鍵所在。
市民對公屋有自己一套觀念
如果現屆特區政府所強調的是社會價值，而不再是什麼「冷冰冰的數字」，那麼是否表示居住條件愈差的住戶，應該排上入住公屋的輪候隊伍前面，以改善居住環境的迫切性作為分配主要考慮？或者其實政府無意改變輪候與分配的操作，純粹以增加公屋數量來處理目前房屋市場上所存在的問題的話，那又如何將不同類型、背景的居民，分派到不同地區的簡約公屋呢？要滿足居民工作地點的考慮（那麼長者已經退休，那便應該派到市區以外的地方？），於是在市區內找來興建簡約公屋的地皮？還是按建樓進度才決定，先落成便先入住？簡單一句，究竟分配的方法背後有沒有一套邏輯？
政府領導們也許未有注意到，其實一般市民對公屋有他們的觀念。這裏所討論的跟好壞、對錯無關，純粹就是一種看法。那種看法，孕育自殖民管治底下的公屋建設，用現在的標準來說，可謂相當涼薄、缺乏人文關懷，但勝在邏輯簡單易明，而且是完整的一套。正如前面所講，那種看法不一定正確，但很多市民都會因自己的公屋生活經驗（或因為未有機會、沒有資格入住公屋）而大致上接受了那套想法。
以前公屋選址，「山旮旯」是常規，事關該地段一定是於當時沒有明顯的發展／經濟價值。因為機會成本不高，才會選中那塊地皮。在這樣的情况下，做公屋居民一早便在心理上預備好做「開荒牛」——所謂「預咗」。只有當社區的發展步伐加快，更多人搬進附近的地方，環境才會逐漸改善過來。
可以這樣說，在遷徙的過程之中，他們亦有所付出。至於現時所見好些「老屋邨」環境良好、方便企理，那是後來的事情，是快速的城市化將本來位於邊沿的地方納入為市中心而已。而居民在搬遷過程中，也沒有太多選擇，因為他們的居所被拆遷，要有安身之所便要接受政府的徙置安排。而當時的拆遷過程，也不是看居住條件是否最為惡劣，而是由市場決定，或因受基建項目影響而要拆卸。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規模公屋發展，是整個社會城市化（包括開拓新市鎮）的一環，在徙置過程中除了興建新的公屋單位之外，還有拆毁原來的木屋區，這樣才可收到取締非法的、有危險的、居住條件欠佳的僭建房屋（雖然最後並非完全成功）之效。最初政府蓋建徙置區、臨時房屋區的時候，刻意將各種設施定在最基本水平，以免市民視「上樓」公屋為最佳選擇。
關乎根本原則立場問題
當然，後來興建公屋的方針與策略早已有所調整，不過深嵌於市民心裏的是，政府的角色是有限度支援，而居民則通過平常生活（由交通配套欠佳所以一早起牀排隊等車，到每日爬斜路回家）慢慢地建設家園。彼此的角色不太小，但也不太大。「上樓」不是「從此一天光晒」，它也有「捱」的成分，不過可以「捱」得過去。
舊時殖民管治時代的那一套，或者已經過時，又或者是太過不以民眾為本，太缺乏關懷、照顧。但那一套的背後邏輯，是政府在動用公共資源的時候，不會引起太多資源爭奪的議論，雖然總會有反對意見，然而大家多多少少還是可以接受分配的方法。政府調整其角色、責任，這是好事。不過在調整的時候，必須了解市民是否覺得分配的方法是否合理、有足夠說服力。這些東西不是結果，也不是目標，而是更根本的原則、立場問題。
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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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呂大樂]